前言：

信义汽配前总经理胡志超，在信义干了两年后，离开信义，到烟台，引来了国资，搞了一个很大的刹车片厂，名叫“孚瑞克森”。从前加工，到后处理，到测试设备，一水儿的进口设备。我当时很佩服胡先生的“魄力”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人敢这样重投入在刹车片这样的“三线厂”，就连国外的主机厂在中国建厂都想着怎样“国产化”。

胡先生不幸于上个月肺癌去世，本文追忆我们相识的一段经历，也希望同行朋友们悠着点，人的一生不一定非要在青史上留一笔，不一定非要光宗耀祖，不一定非要望子成龙，不一定非要像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那样用元宝铺路进大门，养着十八房姨太太……

人赤条条地来，赤条条地走，留下的依旧留下，不如轻松地享受今天的慢生活。

温州一个叫黄琼的朋友，她的微信署名是：“只做第二”， 我喜欢。 做第一，很辛苦，做第二，可追，可玩。当然了，二不是病，不过犯起来真要命。

我容易吗？

2007年我创立中孚行不久，靠我的人脉，把代理的国外原材料推向了国内摩擦行业100多家企业。营销做的漂亮，手下也得力，一水儿的女兵，比如，最初的Lisa和Linda, 后来的Mary，Helen，Susan 还有Luna，一个劲儿往前冲，吆喝起来不要命。我例行每个季度去一次青岛，开始自以为是视察工作，后来发现苗头不对，这帮丫头光顾着卖，可是款却收不回来。每次我下飞机，到办公室，屁股还没坐稳，一份欠款单就摆在我面前。“冯老师，请帮帮忙，还是您的面子大，能把款要回来”。几个丫头脸红着，抬头看着我。唉，没办法，只好拎起行李去催款。

第一站去东营大王镇，信义公司欠款最多。听说信义空降了一个新总经理，叫胡志超。礼貌起见，去之前打电话，听他道：听说你乒乓球打的好，带球拍来，赢了把钱拿走，输了，继续欠。

没见过这么牛的人。怎么办？为了公司的利益，去！
到了信义，先拜会胡总，他身高1米8左右，平头，戴着一副眼镜，有几分大地方的味道，不像大王镇的人（后来知道他曾经在北汽工作过）。
见我进门，他站起身，二话不说，上来就问：让我看看你的拍子。

胡志超

看过，把拍子还回，他说，“晚上8点打球。我有个会，不能陪你晚餐”，转身打电话给信义的朱太庚（曾经负责过信义的技术，行业内曾经流传：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信义有个朱太庚，可见其地位。胡志超来之前，曾代理总经理，胡来了，让他只负责生产，太庚能上能下，没怨言）和信义研究所所长白克江陪我。两位和我都是老友，也是酒友。三人一瓶白酒下肚，还要开一瓶，我按住酒瓶，说，不能开了，晚上要和胡总打球，事关几十万的欠款。克江说，你肯定打过他，说着，又往我的杯子里倒酒。两瓶见底，正好8点，克江陪我晃晃悠悠，走向打球的地方。

厂区里的小道，路旁灯光昏暗，远处一个亮灯的场馆，里面人影晃动，隐约传来打球的声音。“哟，提前练上了。”我心里有些打鼓（我打球是慢热型，每次比赛要练好久才进入状态）。

昏黄的灯光下，不大的厅堂中央，光溜的水磨石地面，一张很旧的乒乓球台，周围还有四个圆柱子。我的老师是前世界冠军梁戈亮，学的是削中反攻，对场地的大小，地面和灯光要求比一般近台快攻更加苛刻。这种场地条件最不适合我这种打法，跑不起来不说，还容易受伤。

胡总看我进来，停下手中的球，高声冲我叫道：丁丁，我约来了大王镇前10名高手为我助阵。我放眼四周望去，见球台旁果然占立着五六个穿着球衣的人，手里都攥着球拍，眼睛对着我上下打量。

我换上球衣，与胡练球，没练几个球，胡就吵着要比赛。
我问：怎么打？
他说：“7局4胜，我输了，他们上”。
我强笑着，心里暗道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看来这笔钱不是那么轻易能讨回的。
打起来，看得出胡总毕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，非常不适应我的球拍和打法（我的球拍一面是反贴，另一面是长胶，打法削中反攻，根据球的变化，随时倒板）。
四比零，每局没过5分。
他不干，说再来。
又是个四比零，这次他输得更惨，连三分都没过。
还不干，再来，又是四比零。
胡气喘吁吁地下来，挥手让那几个高手上。这几个人对我采用车轮战，轮番上，我一口气和他们打了64局，中间连汗都不让擦。
总算“全歼”了这帮大王镇高手。
胡总终于服了，在回酒店的路上，他边擦汗，边说：明天给钱。
我说：对不起，不是明天，是今天。
他低头借着月光看表，“哟，可不嘛，都过半夜了”。
这之后没有再见过胡志超。

只听过两件事：
一个是那天晚上打球，信义集团杜董也在现场，他没人介绍，只是一旁默默观战。
另一件事是那天晚上和我打完球，胡志超连夜看完了“丁丁随笔”第一册，第二天早餐时对手下说，他好像明白了什么叫“摩擦”。

第二天，我继续驱车南下，到曲阜天博摩擦材料公司找王向东讨债。

旧中国曾经有两个军校，北边的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（1912-1924），南边的黄埔军校（1924 - ），两个军校为北洋军阀混战，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，近40年的战场输送了大量军事人才；中国制动摩擦行业也有两个知名企业，一个是成立与1948年的杭州制动材料厂（后改为杭州杭城摩擦材料有限公司），另一个是成立于1965年的甘肃甘谷县的甘谷摩擦材料厂，两个厂由于体制和经济环境的变化，日薄西山，技术人员大量流失，分散到各个城市，带动了很多新生的摩擦材料厂。我曾经戏称这两个企业也是中国的摩擦军校。

我认识的甘谷军校教官中，除了李康和徐仁泉，都能喝酒，且自己必须大醉而归，比如白克江，魏金宝……

照片是冯丁丁拍照的，左侧是王向东，右侧是德国配方专家乌豆先生

曲阜天博的王向东也是甘谷军校出身，丁丁随笔刚在行业露面，他就酸不唧唧地说我“不务正业”，求我帮忙时，一天七八个电话，不是问测试，就是要新材料。几年下来也是老朋友了，朋友间自然有欠款，也自然归我去催款。那次的欠款是欠巴西一家材料公司的，就是上面照片里的乌豆先生。正赶上他也在中国，我拉着他一起去曲阜。

到曲阜，天已擦黑，孔府孔庙看不成了，向东直接拉着去路边小餐馆，喝酒！不论男女老幼，每人面前一瓶38度孔府家。
向东举着酒杯说：来看我，是看得起我，看得起我，就喝光这瓶酒，喝光这瓶酒，明天还款。
逻辑再简单不过： 喝酒=还款。
向东喝多时，话也多，而且爱搂肩搭背，贴着人家耳朵说话。
中国干实体的，每天都是这样过的，埋头苦干，玩命喝酒，利润薄的都算不过来。可是还要活下去，真不容易。

为了纪念那次的讨债历程，我在2007年2月4日特意写了这样一首打油诗：

前天大王去卖艺，
乒乓讨债好稀奇。
昨晚曲阜来卖身，
把酒要钱真不易。

2012年7月15日北京

注：我师傅，前世界冠军梁戈亮先生，听完我讲的“乒乓讨债”，开玩笑地对我说，以后再有这样的事，他帮我去。我回答，我不敢请您去，钱是回来了，以后人家不敢跟我做生意了，因为中国的实体经济就是个“你欠我，我欠你”的怪圈，要和谐，不能把事做绝，更不能请外援。